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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罗曼史(小说)

毒小说 2018-06-19 16:12:47

作者简介

王甜,女,四川渠县人,1998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同年入伍,现为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已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多篇,出版小说集《火车开过冬季》《毕业式》和长篇小说《同袍》。曾获全军文艺新作品奖、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奖、四川省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


罗曼史(短篇小说)

 

 

  

首长,要不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我真不愿意来找你!是嘛,哪个没事会来麻烦首长嘛!

首长,我叫毛菊凤。我可以给你看我的身份证,我真叫毛菊凤。你看看我,看我眼睛下面——已经开始长眼袋了——猜猜我多大年纪?告诉你吧,再过两个月零八天我就满二十七了!二十七了哇,在我们老家,这个岁数还没嫁人的,基本上都是残疾人和二傻子。我表妹比我小一岁,都生完第二个娃娃了!

你不要不耐烦啊首长,你一深呼吸一叹气,再喝口茶,再把茶叶渣子那么撇嘴一吐,我就知道你嫌我烦了,你心里在说“鬼扯个屁”。你是文明人,肯定不会骂出来,但是你在心里骂。不怪你,我这就说主要的。

三个月前吧,是个星期天的上午,挺热的,我和薇薇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聊天——就在翠华路拐角上,一个三角形的绿化区,有几棵树、几个花坛、四把铁艺长椅加两三样简易的健身设备,就叫街心花园了,平时我和薇薇都是在那里玩。薇薇是我朋友,现在都叫闺密是吧?对,她就是我闺密,虽然我不晓得她真正的名字。她和我一样没有正式工作,都在尹姐的发廊里帮帮忙,我们就成闺密了。

这时候从翠华路西头过来了一拨人,说是一拨,其实是分散的、各走各的,拖着箱子背着大包。这场面没啥稀奇,因为翠华路西头有个小客运站,客车都是从前面的大路跑,但下了车的旅客,有一部分就会从翠华路这条小路经过。我们天天看习惯了,甚至可以从时间上判断,刚到的是走哪条线路的车。

也是活该我命中注定,山多海多的人走过了翠华路,都没啥事,那天偏偏遇上了冤家!先是薇薇拉了拉我袖子,说:哎哎,看那个人。我顺着她的眼光转过头,看到一个憨头憨脑的平头男娃,二十来岁,穿了件仿冒名牌T恤,挎着个过时的电脑包——包包是瘪的,一看就没有装电脑——在那里东张西望,好像是个外星人,不晓得自己咋会掉到这个星球上了。

薇薇就笑,说:我打赌他肯定是个当兵的。

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很像,但我口上不服,说:那不一定!

薇薇开玩笑说:你不是喜欢兵哥哥吗?

我说:鬼扯,我几时喜欢了?

薇薇坏笑坏笑的:他们枪法好……

……哎哎,好了好了,这些就不说了,我是没文化的,说话不上台面,首长你包涵点,不要在那里干咳了,我懂得起。

按说我们在那里叽叽咕咕,虽然眼睛瞟着你,你自己一下走开就是了,又没有捆你过来!没想到那个人发现我们在看他,犹豫了一阵,居然朝我们走过来了。他手里拿了张硬纸卡片,递过来,问我们纸上写的那个地址要怎么去。

薇薇当时就眯起眼睛,斜巴巴地看了他一眼,料定他是借着这由头跟我们搭上话。她嘴一歪,把卡片朝我手里一扔:“这城里就数你熟悉了,给人家看看,指个路嘛。”

我拿起卡片来瞄了眼,是张最常见的商用广告卡,上面写的长松路我确实去过,也不远,坐车没有直接到的,还不如走路。但走路吧,路线又弯弯拐拐的,我都不晓得咋个跟他说。我本来想敷衍他几句就算了,但这个人就一直杵在我面前,像只流浪狗,守着一块可能扔给他的肉骨头,眼神吧哒吧哒的。说实话一看这眼神我就心软了,哪怕是条狗儿,也不能硬着心肠把人家踢开啊,是吧?——啧啧,看吧,你也点头了,说明你也是个好心肠的人,阿弥陀佛啊,首长你跟我一样是容易吃亏的!

你是当兵的?——我问他。

他赶快点点头:对对,我是一级士官。

看你不像本地人么。

嗯,我是贵州人。

你到长松路去干啥?看你媳妇?

你你你说哪去了,我哪有媳妇呢。

他说“我哪有媳妇”时红了一脸一脖子,那样子,首长,你真该去看一看,就跟城隍庙的砖墙一样,板实得要命。其实最后那句是逗他玩儿的,哪有拿着广告卡片的地址去看媳妇的嘛。但问他啥他就说啥,一点心眼也不带的,我就放心了。我到底是女人哪,提防心总是要有一点的。

既然路线说不清楚,我又要帮他,就只有一个办法了:给他带路。本来啊,我从来不会给人带路的,但是他那个老实巴交的样子就跟我老家的兄弟一样,问个路都口笨舌硬的,如果我不帮他,他还真不容易找到那个地方!

我去旁边店里跟尹姐请了个假,走出店,就看到薇薇冲我挤眼睛,说:雷锋真是活过来了呢!一听这话,当兵的就紧张了,赶忙问我带路费要多少。我一听,来气了,把那张卡片往他身上一甩:你出不起!

他的脸皮就像刷地掉到地上去了,捡都捡不起来,那个窘啊。你看看他连哄女孩子的基本方法都不懂,其实他只要嘻嘻一笑贴上来说两句好听的就行了——男的哪个不会?他就是没开窍!我相信他莫说老婆,肯定女朋友都没谈过一个!

还是薇薇给他解了围,她晓得我不是真的生气,就圆场说:哎呀呀,多大个事儿!——她的北方口音蛮好听的,“事儿”还带着儿化音。她连推带拉地把我们攒在一起,推出老远。

我像个要上刑场的女烈士,走得脚下铮铮带响,也不看他一眼,脸上肯定是杀人的表情。那个贵州的一级士官居然不来哄我,就这么闷闷悄悄地跟着我,跟了两条路。

但是领导啊我是个憋不住话的人,像薇薇说的,我有“话癌”,如果哪天要死了,说不定让我唠叨半小时就把我救过来了。所以遇到这么个屁都不放的兵,简直觉得那两条路走得像是黄泉路——阿弥陀佛,我只是打个比方,没得其他意思。慢慢儿的,我就把心思放宽了些,想着你们部队上的人,大多是闷罐——也不是自己想那么闷,而是你们有纪律,要服从命令,是不是?叫“立正”你就要把脚跟并一起,叫“稍息”你就要支一个脚出来,还只能是左脚,不是左撇子也要支左脚,是不是嘛?所以领导叫你“不许讲话”,你就只有闷着了。

我这么一来想开了,决定原谅他了。是我主动跟他说话的。我问他:你叫啥名字?

他一看我说话了,赶快回答:冯仕良。

我鼻子里哼一声:还有点点文化气息么,我以为你会叫李才贵之类的呢。

他就不好意思地笑:是我们村小的老师取的。

说上话了,后面才算顺畅了。好比水管,如果堵了一块硬东西,肯定就流不了水,只有把堵的东西弄出去,水才可以哗哗哗的,你说是不是?


这样子一边走一边说话,我搞清楚了,他是到长松路一家卖电子产品的店铺换货的。一周前他跟着团里采购物资的车出来,车在长松路停了半个小时,他就在这半个小时里转悠了一会儿,吃了一根雪糕、打了两局投币电子游戏、买了张手机充值卡,然后又被一家商铺的优惠广告吸引了,小老板向他热情推销一款电子阅读器,保证这保证那,说得有了这款机器,大学都不用上了。冯仕良士官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心里是想上的——就像没碰过女人的总会想象是啥滋味,其实真的“碰”了也就那么回事,是不是嘛——总之这话是说到他心坎里了,正好揣了刚领的工资,他一冲动就花五百二十块钱买下了“相当于读大学”的阅读器。

首长,你肯定从我这话风就听出来了,这家伙脑门上写着两个大字:“要挨”!果不其然,这个“大学”根本不靠谱,买来用了不到一个礼拜就坏了,屏都不亮,就跟挖苦人似的,骂你是睁眼瞎。

现在你晓得了吧?他就是去找那家商铺退换阅读器的。上次跟团里的车去的长松路,这次他自己坐大巴车来的,就找不到地方了,你说他笨不笨嘛!一般来说呢,遇到笨人我就总想逗一逗。那时候我已经带他穿过了两三条僻静又凌乱的小巷子——这种影响市容的居民巷子到处都有,又多又隐蔽,像城市的暗道一样,只有相当熟悉这块地皮的人才找得到。走出最后一个巷子,我假装恍然大悟,说:哎呀!记错了,不是这里!长松路远得很,要从东到西穿过全城,走路怕要走两三个小时!

他马上信了,慌张起来。算他脾气好,也没怪我,左看右看地说:那那那,怎么办?我们还是打的吧。

我说上哪打呢?说着,我漫不经心地走到不远处,用脚踢了一下竖立的路标。那上面写着:长松路。冯仕良愣了一下,马上开心了:你骗我。说“你骗我”时又红了脸。

只用了一分钟就寻到了他买东西的店铺。远远看得到铺子额头上挂着“辉煌电子长松营业部”的牌子。我呸,屁大个店面,还“辉煌”呢,连“营业部”都是夸张的,顶多也就是个带了顶棚的小摊。一级士官也太不讲究了,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到这种地方买,也活该他上当。

按说,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但我有点……说不上来,好像有点不放心他。真的首长,他是那种天真得让人不放心的。我就站在原地不动,看着他兴冲冲地走到那家铺子的柜台前,把一个小本子似的阅读器从挎包里拿出来,着急地跟人解释着。柜台前立着个三四十岁、瘦得难看的家伙,用两只手懒懒地把自己撑在玻璃柜台上,一脸打了疙瘩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很不情愿地接过冯仕良递过去的阅读器,装模作样地按了几下按钮——这姿态是表明了:不管这是什么问题,反正莫来找我!

不出我所料,两人很快就吵起来。冯仕良一脸通红地跟店老板争执,一只手拿着坏掉的阅读器——像把没子弹的枪——空洞地比划着,一点都没有威胁性;那个店老板是见多识广的,一副赖皮相,眼睛都是斜起看对方,一边嘴角拎起来老高——只要不说话的时候他就这样冷笑,说话的时候满脸都是嫌弃,好像冯仕良是个叫花子,他在用打发叫花子的方式对待堂堂正正的一级士官。

我就生气了。

首长你可能觉得我生气是没得理由的。其实你应该看出来,我这个人呢,脾气不够好,也没受几年教育,从小在外面混,但我是个侠义的人,我看不得好人受欺负。

他们说了些啥,我具体听不太清楚——还需要听清楚吗?一个想退换货,一个死不认账而已。这个世界一天会发生一亿件这种事。我忍了几分钟,等他们两个的声音越吵越大,场面的火爆程度升级,也吸引了几个无聊的过路人围过去看热闹的时候,我就出马了。——对的,我就是要等到他确实搞不定的时候出现,才显得出我的本事,是不是?莫说我有心计,首长,在外头混,是有各种门道的。

围观的人多了,我把最外层一个吸鼻涕的年轻娃子往旁边使劲一挤,那娃子正要发飙,我却大声冲那店老板吼了一声:

“干啥!想赖皮嗦!”

我出场的阵势把那个店老板震了一下,他好半天没反应过来,一脸的“什么情况”,哈哈。这个时候不能停,我知道必须乘胜追击,于是尖起嗓子,三两句就把事情来龙去脉给兜了个一清二楚——“买个五百多的阅读器,用了一星期不到就坏了!还有王法没?我们就是要把你‘3·15’了!”一方面是为了跟店老板干仗热个身,另一方面也是争取群众基础,把围观群众的立场拉到我们这边来。

那个店老板回过神来了,气汹汹地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算老几?关你屁事!

我早知道他会来这么一句,一点没得创意。所以我稳稳当当地向他宣布:他是我男人!我男人的事,当然要管!今天你不给我把这破东西退了,老娘弄死你!

周围的人有了一小片“霍——”的零星喝彩声,我越发得意了。一般来说,有了助阵的,我就可以超水平发挥。

但是我瞟了一眼冯仕良,听到我的话以后他完全跟个拔了毛的小公鸡似的,呆、窘,浑身都没处放,连嘴唇都哆嗦起来。他看我的眼神,分明就是说:你怎么又骗人啊!这没出息的样儿!我在帮他呢,他还一点不配合。

指望不上他了,我陷进了和那个店老板的战斗里。跟你说吧首长,我这个人呢,一般也不惹事,但是事情惹到我了呢,我也不得来虚的,所以我那天吵架,一直是占到上风的。只不过那个赖皮老板一直不肯松口,吵得久了些——不过要吵出点名堂来,是得花时间啊!冯仕良倒好,我帮他冲锋陷阵,他连腔都不帮一个,居然还看了两次手表!我气不过,看来要缩短时间,得放大招了。

“你自己说,要走白道还是黑道?”我在那玻璃柜台上啪的一拍——算它走运没碎掉,“走白道,我们报警,我在局子里有人,你诈骗罪是跑不脱的;走黑道更有你受的,赵青皮认得不?我堂哥跟他是拜把子兄弟!你这片归他管,看你还想不想混起走了!”

说完这话,我正打算好好欣赏一下对方的表情,忽然冯仕良像个警察一样,一把抓住我胳膊,拉起我就走,我被他带着走了七八步,差点让他给弄摔了。

干啥!我气乎乎地甩掉他的手。那边看热闹的已经又朝我们看过来。

冯仕良紧张地说:你说这些话干什么?这是涉黑!——涉及黑社会!

连“涉黑”都要解释,怕我不懂。我才不听呢,还在生气:那又怎么了?吓死那龟孙!

他眼睛都瞪直了:你这样,我一个赢道理都给你弄成输道理了!

我那个气啊,他居然说这话!我说:那我不管了,你自己去斗!看你斗得赢个屁!

我们还没吵完,围观群众有人朝我们喊:老板喊你们回去——

回过头,只看见那个柜台,在一群既无聊又兴致勃勃的陌生人的簇拥之下——看我多会用词:“簇拥”——展示出一个败家。那个店老板,还是那个姿势,一只手懒懒撑着,另外一只手抬起来,手指一勾一勾,要我们过去。

“算了算了,”他一脸的无可奈何,“我不跟你们计较。”

首长,你应该听明白了,那天我纯粹就是反串了一把英雄救美。


冯仕良口袋里揣起五百二十块钱、走在回去的路上时,他还多不好意思地偷偷看了我一眼,就是说不出一个“谢”字。因为他一个大男人,靠我一个女人出头替他要回了钱,这一点怎么都让他感觉别扭。我心头亮堂得很。

他把我送回到翠华路。也不算专门送我,反正他去坐回程的车也要经过这里。到尹姐的店门口了,他像终于把危险品运送到目的地了,松了口气,飞快地说了声:“谢谢你了今天。再见!”转身就要逃跑。我大叫:“回来!”他只好转过来,看看我,那眼神又吧哒吧哒的了。

我把胳膊一抬,支到他面前:留个号码!

他花了好几秒钟才弄懂我是要他把手机号写在胳膊上。这个不干脆的家伙,舌头像被钳子夹住了,说话都不利索:我们的手机要放到柜子里统一保管,不是随时能用……

我靠!还有这种事!我气乎乎地开始拍他衣服裤子上的各个兜,拍遍了,寻到一支签字笔,又抢过他的手,在他手心里写了一串我的手机号码。他摊开手心看了看,一脸为难的表情。

我明白他的意思,一撅嘴说:又没叫你随时联系,啥时方便就给我打电话嘛!

他把嘴一抿,不出声地笑了。笑完忽然变得胆子大了,敢看我了。他看我的眼神吧,特别认真,特别使劲。就那样看了好一会儿。我忽然心慌起来,像有啥东西哐当一下砸到我心窝子里去了。

首长,你说这叫不叫“一见钟情”?如果这都不叫,还有啥叫了?跟你说吧首长,这“哐当”一下子,我感觉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变得不同了。以前啊,我以为自己喜欢的肯定是有钱人,现在发现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撒谎啊。小时候我姐姐有个粉色的蝴蝶结,别在头上走来走去多神气的,我也很想要一个,想久了,我简直认定粉色蝴蝶结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后来爸爸晓得了,带我去商店买蝴蝶结,结果我一眼看到一个红塑料小鱼发卡,比所有蝴蝶结都好看。原来我最喜欢的是小鱼发卡!——就是那个感觉。

但是,有一个问题——难道只有我才有这种感觉吗?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不能落到一厢情愿的地步啊!我不甘心,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然后我无穷无尽地等下去,像电影里演的那种。

这么一来我有了勇气,忽然对他说:想还我一个人情吗?那你也帮帮我!刚才我冒充了你的女朋友,你也冒充一回我男朋友吧!

他没有思想准备,像被我猛地一下揪住衣领似的,没底气地问:要我……做什么?

“去一个地方,只要你露个面就行。”

他犹豫了犹豫,问来问去也没问出个究竟,最后还是跟我走了。毕竟他欠我的嘛。我知道他肯定满脑子都以为,我是带着他去什么前男友面前炫耀之类的。已经是中午了,我带他先去吃了碗面条,然后坐了辆野的,一溜地开到城外去了。

城外有个僻静地方,你们这样讲究的人一般都不会去的。我经常去。因为那里空气好,一点都不吵,那里的人也都平和得很,不管别人闲事,不会斜起眼睛看人。

冯仕良跟着我下车,又走了一段阴冷的小路,远远的看到了一个牌子。我晓得他看到了牌子,是因为他的反应和我预料的一样——眼睛木起了,珠子都转不动了,“瑞仙峰公墓”几个字映到他眸子里,挤得变了形。

要说这个冯仕良也真是个好脾气,他虽然一肚子的问号,但是都没有掏出来拍到我头上。他本来就是个闷罐儿,来到这里更是受了气氛感染,不多说一句了——谢天谢地——只是硬着头皮跟我走。

越是这样越说明他信任我。他越信任我,我就越觉得他这人值得……那个词是怎么说的?——对,托付。

首长你不要觉得我这人轻贱啊,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托付终身的想法。我是打小就出来混的人,遇个好人不容易,遇个自己喜欢的好人更不容易!

那个公墓分了七个片区,有十多种墓碑样式。“看嘛,立得整整齐齐的,”我边走边跟冯仕良说,“跟你们当兵的一样哈!”他脸色有点窘,可能觉得我玩笑开得过了,但又不晓得咋回答我。我就喜欢看他又恼火又拿我没办法的样子!唉,首长啊,你是过来人,你晓得的,喜欢一个人了就是没得办法的事,看他啥样子都可爱。

我给他带路,像个导游,介绍各个片区——那是富人区,种着大松树,每个墓占地宽,碑上都做了屋檐那种造型,两边还有扶手,看起来就是让人去磕头的;挨着这片是中产阶级,占地小些,墓碑一样大但是没得屋檐造型了,墓与墓之间种着小柏树;坡下面是老百姓,只有简单的小墓碑,挤挤挨挨的,也没得松柏点缀,远看起来光秃秃一片,跟棚户区一样。你以为这样就完了?不是的,还有贫民窟呢,你看不出来,因为那边没有竖起来的墓碑,碑在地面上,好像就是骨灰盒上面的盖子。


我说得轻松、流畅,因为我来过好多回了嘛,这里就好像是我家的小区一样。首长你莫用这种眼神看我,你们喜欢吉利话,忌讳这些,我懂。冯仕良跟你的眼神完全相同。

最后我带他到“老百姓”区域,走到第七排,其中有一个墓,碑上的照片是一个富态的中年妇女,正笑眯眯地盯着我们。碑上写着“慈母杨书岚之墓”。我拉着冯仕良,站到照片前面,甜甜地说:

妈,我又来看你了。

冯仕良一下子站直了,瞪大眼看看我,又看看墓碑,半天,咽了一下口水。

妈!你辛苦了一辈子,没看到女儿长大成人,现在我把男朋友带来了,你好好看看!好好看看!满意不?说着,我拽了一下冯仕良的袖子,他赶快朝墓碑弓了一下腰,还点了点头,很拘束地打了个招呼。

“他头一次见你,还不好意思,认生,你莫见怪哈,”我微微一笑说,“他叫冯仕良,贵州人,是个当兵的,一级士官。我也不晓得一级士官是啥意思,但肯定是要表现得好才当得到的。所以呢,他们组织上,算是帮我把了关的。”

冯仕良听我说着,不好意思地抽了一下鼻子。我说完了,安静了一会儿,他小声地补充:入了党的。在红二连当班长。去年立了一个三等功。

他的话刚说完,我妈竟然在照片里笑得更欢了,眼睛眯得更小,好像还点了点头!真的呀首长,她都点头了!

一看这样,我就心酸得呀,身子一软跪下来。我给她捡掉落在墓前的枯枝枯叶,一边捡一边和她聊天,都是我在说,她在听。我说到小时候她一出门我就要一步不离地跟着她;说到她把我托放在大姑家,我还以为她不要我了,哭得昏天黑地的;说到她给娃娃们发芝麻豆时总会把小手指蜷起来,藏一颗在里面,轮到我时才悄悄把小手指打开,所以我哥、我姐永远都不知道我比他们多吃了一个;说到六岁那年我发高烧,她揣起家里所有的钱把我送到医院,医生叫住院,要交押金三百块,一听这个数字她就哭了,求了半天情,但是她带的四十二块钱离三百也差得太远了,医院一点没有通融,最后她把我背起回家,在路上她给我买了摊子上最大的一个糖画……以为我会死,她要让我好好满足一下。

说到这里,忽然冯仕良在旁边捂住了脸,背过身去,止不住地哭起来。他的肩膀一耸一耸的,每一下都哭得很深。我从来没看到哪个男人像他那样哭过。过了一阵儿,他平静些了,用手抹抹鼻子,轻轻跟我解释:前年,我爸也没了……

我仰头看着他,长叹了一口气。他小心地问:你没事吧?

有没有事,对我来说,都不会掉眼泪了。十年前我的眼泪就干了,遇到再伤心的事都哭不出来。我是在外头混的人,眼泪那些个,太贵了,耗不起。

我到底是心头发颤了,大声说:妈哎,你就在那头放心嘛,我过得好好生生的!仕良对我好,处处照顾我,以后还要娶我,让我给他生娃儿——是不是,仕良?

他一脸傻相,没明白,我就站起来,去拉他的手,拉到正正中中的地方来,连声问他:是不是啊仕良?给妈说一声,是不是会娶我的?是不是?

冯仕良一只手捂住半边脸,用另一半边脸对着我妈的照片,哽咽着点了点头。

他点了点头!

听到没有啊首长,他点头了!当着我妈的坟墓!这是好大的一个应承!

我高兴死了,一头扑到他怀里,用脸去蹭他的脸,全是热乎乎的泪。我抱住他的头,像哄小孩一样,说:一言为定哈!不能骗老人的!

他当时有点蒙,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掏出纸巾给他擦脸,他也一动不动,直直地盯着我。他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我领着他走出瑞仙峰公墓,坐在回程的公交车上,他还是一句话也没说。我挨着他,把头偏过去靠在他肩膀上,他没有动,我也靠着没有动。过了一会儿,他小小心心的,用手把我的腰轻轻揽了一下,让我离他更近。这个动作就是个信号哇!我全身的血都燃起来了!

拽着他下车的时候,他脚一落地,四处张望着说:这又是去哪里呀?

我说:今天不回尹姐的店了,你送我回家!

是呀,我们一起跑了大半天了,我又住在治安不好的城乡结合部,你这个大男人不送我咋说得过去嘛!

他的脚迈开来,犹犹豫豫的,好像前面铺满了地雷。跟着我走了一段,他说:到了吧?那我走了。

我说:干啥?看不起我?送人要送到家啊!

我住的地方,肯定不是那种上台面的住宅小区,只是一幢农民违章修建的三层小楼,租客都是像我这样的打工仔打工妹,也有骑三轮车的和小菜贩。楼下有个窄小邋遢的小卖部,经常有两三个没得事干的小混混在那里买几瓶啤酒,蹲在街边边上喝。混混们看我领着个低头的男人来了,就扯起嘴巴笑,故意起哄:往屋头带了喔!冯仕良臊得来脸皮跟个猴屁股似的,简直像吃了败仗的俘虏一样,被我“押”回去了。

屋子很小,摆了一张床就占去大半面积了,床边立着个旧皮箱,箱子上搭了一块木板,权当桌子。横过高处空间拉了条晾衣绳,挂着十几条花花绿绿的裙子。我把冯仕良塞进去,再加上我自己,就像一个小饭盒里装了两个大包子,转个身都嫌挤。

所以,冯仕良欣赏完屋里全景之后,转过身来,自然和我面对面了。他比我高一头,但我穿的是高跟鞋,这样他呼出的热气都喷到我眼睛上了,我只好把眼睛闭上了。我不晓得他的表情,但是我听到他的心脏在怦怦怦怦地乱跳,跳得我呀心慌意乱的。我没有办法,那么挤,只能抱住他,一抱住他就觉得他肌肉刷的一下,颤抖起来,喉咙那里干干地“咕”了一声。你晓得的,首长,就那么一回事,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旁边就是一张床……我不说细节了,你晓得的……没得办法呀,真的是太挤了……


等我们回过神来,“事情”已经出了。就是的,出了事了。我还在忙着换裙子——刚才那条都弄脏了,唉,是是,不说这些——回过头就看到冯仕良坐在床上,捂着脸,把头埋进两个膝盖之间,肩膀一耸一耸的。

他哭了!他还哭了!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我还没哭呢!

我一屁股坐下来,坐到床的另一头,咬紧了牙关。我跟自己说要沉住气呀,要沉住气呀!就这样僵了十来分钟。这十来分钟里我们都没有吭声,都在等一条路,我们都过得去的路。他其实就是开路的那个人,就看他了。

安静够了,他从那些个说不清的小小情绪里拔出头来,好像这才想起应该安慰我,有些羞愧一样,小声地问:你……没事吧?

这句话勾起我满心满怀的难过,我想放声哭出来,却死活做不到!十年前我的眼泪就干了。他开始小心翼翼地道歉,怪自己没有把好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关,怪自己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诱惑,怪自己鬼迷心窍一时糊涂罪该万死……反正你能想到的、男人在这个时候会说的话,他通通都说了。男人真是奇怪,也没有人统一教过他们,但到了这种时候全都是说同样的话,简直不可思议。

他说的时候我就不吭声,我让他说。他说这些,自以为是来安慰我,其实是安慰他自己。他必须这样发泄一通对自己的鄙视、痛恨,心里面的后悔才缓解一些,最后才能够原谅自己。我晓得。他一边说一边搧自己耳光,我不动,让他搧。说啊,说啊,他的声音越来越枯,像烧干了水的壶。

终于,他停下来,抬起头,神情迷茫地看了看周围,问:你就住这里?

我从桌板上找到半盒烟,弹出一支来点上。好久没抽过烟了,味道刺激得我咳了好几下。冯仕良开始问了,问了好多问题,全部是关于我的。现在他想了解我了。他问啥我就说啥。我说我是重庆人,来这里挣不了几个钱,当然租不起好房子。他忽然反应过来,怔怔地问我:你是外地人,怎么会把老人安葬在这里的墓地?

我把烟头摁到一个临时充当烟灰缸的护肤霜盖子里,头也不抬地说:那个墓里不是我妈。

他当时那个表情,我简直没法形容!眼睛瞪得那个大,差不多要用眼睛一口吃掉我!那张黑皮肤脸,涨得有多红,就像是烧起了一团煤火。

“三次了!”他吼起来,“半天时间你就撒谎撒了三次!还还还……这种事情还拿来骗人,你有没得良心?”

我站起来,靠着窗框抽第二支烟。墙上一面小窗子,总是完全敞开的,有空的话我会望着外面发呆。这样才通风,不仅让鼻子透气,眼睛也要透气,还有心。如果没这扇窗子,我肯定早就发疯了。

我吐着烟雾跟他说,急啥子么,我又不是故意要跟你撒这个谎,我是跟自己撒谎,本来装得好好的,你偏要来揭穿,有啥子意思嘛!

说实话可以。只是实话说出来,比撒谎还难受。我妈嫌弃家里穷,在我七岁那年就跟一个收购油菜籽的跑了,一跑就再也没有消息。说不定已经死了,是不是?不然她咋会一次都不回来看我们一眼呢?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兄弟姐妹都没读成什么书,都是在村小认会了几百个字就出来挣钱了。每到一个新城市,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公墓。这个爱好可能跟好多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一点都不忌讳。公墓多好,安安静静的,那里的人脾气都好,不会拿白眼对我;另外,我总觉得,我妈肯定就埋在哪个地方的公墓里,等我去找她。我把墓碑一个个地检查,认上面的字,认上面的照片。其实我已经记不得我妈的样子了,就是有照片我也会认不出来,但我就是喜欢去认,管不住自己,真的是没得办法。

那个墓是我选的。我从那么多躺下的人里面选中了这个,最像我心里面的妈。名字也好听:杨书岚。不俗气。照片上的样子也好,和和气气的,我犯再大的错也不得骂我,我有啥心里话都愿意跟她说,我有了男朋友,也总可以带去见见她……

还没有说完,冯仕良就一下把我抱住了,我听见他用力把哭声憋回去,但眼泪还是一颗颗地滴到我脖子上。我听到他心里在边哭边说:丫头哇,你也是个苦命的人啊!我把他搂得更紧更紧,像是一辈子都不会分开了。

首长,你看,他说我半天时间骗了他三次,但是他半天时间就为我哭了三次,你说他难道不是为我动了真心的么?

我们的关系不一样了。他那天肯定是超过了请假时间,回去要挨批评的。走的时候我又叫他给我留号码,他拿起我递过去的马克笔,咬开笔帽,在我脖子上、胳膊上、腿上一笔一划地写了一串串又细又密的数字——就是的,他写了一遍又一遍,满满地写上了,全是他的手机号,生怕我忘记了一样;那个小心的样子,好像怕把我写痛了,又好像要把它们永远留在我身体上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为他去死!一点不骗你啊,首长,你知道那种感觉的。如果那天就死在一起多好哇,哪会有现在这种难堪局面!

唉!哪会想到后来啊……后来,唉,后来……

他走以后,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他,他果然不好找,听说手机不是随身带的,经常放在柜子里,设了静音的。好不容易回短信,一会儿说去训练了,一会儿又在政治学习了,总之都不能说上话。打了百十个电话,第五天上头他才接了。电话通了,我当然要发发小脾气,说你不能这么不负责任,打电话也不接,你是啥意思?白玩儿我啊!——你知道他说些啥?说他有朋友认得我!我说,我在这城里混这么多年,当然有人认得我了,认得我又咋了?我又没欠人钱,不怕人认得!他说不过我,含含糊糊地说了些难听话,反正就是认得我的人,在他面前贬损了我。我那个气啊!就这么一转身的工夫,他就宁可听别人造谣,不管我们的感情了!

首长啊,情况就是这样,我也是没得办法才来找你……你说这事怎么解决?你说个话呀首长!

 

走廊尽头有一盆万年青,长势勉强,灰头土脸地绿着。一个染黄头发的女人斜倚在万年青旁边的墙上,吸溜了两下鼻子,努力抵制着一阵阵袭上来的烟瘾。

办公室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个眼睛红红的一级士官。一级士官把办公室的门认真关上,深吸了一口气,下定了决心,慢慢走向走廊尽头。女人紧张起来,不由得站直了身体。

士官走拢了,把头低下去,对着万年青花盆说:不管你跟我们主任编派了些啥,我都不追究了,只问你三个问题。

女人咽了一口口水:问吧。

你能保证不再去发廊上班吗?

可以的。女方迅速回答。

扫地做饭洗衣服都归你管,行吧?

行。

我妈以后跟我过,你会对她好吗?

会。

答复圆满,仿佛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一级士官眉间却仍缩成一团,他抬起头,冲着辽远的高空深深叹了一口气。

——那就结婚吧。

(发表于《解放军文艺》2016年第3期)



真实性的浮动状态

(创作谈)

 

王  甜

 

《罗曼史》这篇一万余字的短篇小说,除了最后三百多字,都是以一个女人的口吻写的。女人急切地在向部队领导告状,一口一个“首长啊”,讲述她与一名一级士官从认识到恋爱到被甩的过程。从叙述中,可以知道她是个发廊女,她与士官的认识、恋爱就发生在一天之内,而且她占主动。那一天恋爱的结果是两个人发生了关系,士官回去以后却不再理她,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他也表明了态度要分手,于是女人找到部队领导讨说法。最后,士官被领导约谈,他在组织纪律的强大压力之下答应和女人结婚。

情节很简单。有趣的部分在于——故事的真实性实际上是处于浮动状态中的。就是说,根据不同读者的意愿,它可能是完全真实的,也可能是部分真实的,还可能是完全虚假的。因为女人说了一万字,有前因后果、有细节描述,逻辑性强且表述生动。但最后士官说了一句“不管你跟我们主任编派了些啥”——用了“编派”一词,意味着他并不认可女人的叙述。是不认可所有,还是部分呢?不知道。同一件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并不罕见,于是摆在读者面前的选择就是:你愿意相信多少。

从最通俗的角度看,它就是一个军人被发廊女“讹”上的故事。发廊女在叙述中有关自身经历的内容和她的某些内心感受,如果你愿意相信其真实性的话,那么她应该是一个受过伤害、内心敏感而渴望被爱的女性,自幼缺少母爱、孤独至今令她对爱情无比执著;如果你不愿意相信她,那么她就是一个能够把谎言编造得天衣无缝且擅长煽情的撒谎精,为了达到讹上军人的目的,使出了浑身解数——这个人物的形象到底如何,也完全依赖于读者的信任度。我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答案,因为不可能有。

最初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为人物写性格小传,本来已定下了每个人的形象;但到了后来,忽然被“不确定”的感觉迷住了。世间有多少事,实际上是说不清楚的,我又如何那么有把握,它就一是一二是二呢?

这种不确定,才能把我们推向更广大、更纷繁复杂的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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