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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资平:现代言情小说的鼻祖

谈梅 2018-06-19 15:38:26

        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市民小说,今天的人们多知道张爱玲,而较少知道张资平,读者似乎已经忘却了曾经红极一时的小说家张资平。孰不知没有张资平哪有张爱玲?张爱玲自己就曾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并深受其影响。

       作为 “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张资平被称为“中国现代言情小说的开山祖师”,也是中国现代第一步长篇小说《冲积期的化石》的作者。这位攀桂坊留馀堂的后裔,出生于书香世家,留学学习的是自然科学,一生中最放光彩的却是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在传统诗文觞畅的攀桂坊,以写小说奠定自己的历史地位。

张资平像


创造社里的客家文学青年

       1921年夏,在日本东京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寓所,一群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社团——创造社。这群年轻人中,有学医的郭沫若,学经济的郁达夫,学兵工的成仿吾,还有一位学地质的客家青年——张资平,共同的文学兴趣使他们聚集在一起,后来他们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张资平,1893年出生在梅县(今梅州市梅江区)东厢堡三坑乡留馀堂。1912年赴日本留学,1919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科。他的文学生涯是在日本开始的。1920年11月,张资平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约檀河之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短中长篇并举,抒发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内心痛苦,描写日本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更多的则是反映“五四”时期青年男女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热烈追求,以及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和金钱势力对他们的束缚。客观平实的写作态度,清新流畅的笔调,再加上甜熟柔婉的情致,使张资平的作品很快一纸风行。1922年出版的《冲击期的化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张资平成了前期创造社中仅次于郁达夫的重要小说家。

       张资平的小说从题材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初期小说是以留学生的生活为主要内容,如处女作《约檀河之水》,写的是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姑娘的恋爱悲剧。第二类是作者自叙传性质文章,被称为“身边小说”。如《脱了轨的星球》、《从黄龙到五色》、《我的创作经过》等是作者的自传,写的是他学生时代的生活。《澄清村》、《曙新期的创造社》等都是身边小说。第三类是恋爱小说。张资平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恋爱小说拥有众多青年读者,常常是一本书刚刚出版便被抢购一空,许多作品再版重印,例如《飞絮》1926年6月初版,半年之内连印三版,到1929年已经出了八版一万七千册,《最后的幸福》印五版,《苔莉》则共印九版之多。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贵妇人在闲聊时以手捧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和张爱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为时髦。

        妇女问题、家庭问题、婚姻恋爱问题及性的问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一开始就受到新文化倡导者的高度重视。提倡自由恋爱,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浪潮向旧思想,对旧道德发起猛烈的冲击。张资平的恋爱小说,主人公都是女知识青年,新的时代潮流给她们带来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培植起她们人格独立的观念。思想的觉醒,使她们明白应由自己决定自己一生的道路,决不能再听凭父母家庭的安排做旧式的“贤妻良母”了。她们追求志趣相投的伴侣,她们要实行自由恋爱。如他的作品里的段保瑛(《梅岭之春》)、美瑛(《最后的幸福》)、苔莉(《苔莉》)等艺术形象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与青年读者是“同龄人”,有着的着共同的命运。这些女主人公大胆主动地爱,反映了时代女性的追求;她们的悲剧,恰恰是时代女性现实中不幸的写照。能够引起青年,特别是女知识青年的共鸣。还有张资平擅长心理描写,小说中人物关系错综、情节曲折、语言通畅,这些作品能够吸引人、感动人,从而得到青年读者的喜爱;语言笔调的流利自然,故事情节的发展从容,使读者对其长篇毫不觉其冗长,从而成为畅销书。例如为张资平的代表作《苔莉》(发表于1926年),就非常着力于精细的性心理描写,从而引人入胜,轰动一时。这是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在当时受到青年们的青睐的重要原因。

        1932年,张资平的小说《梅岭之春》被上海文心社收入《现代中国小说乙选》,作为“中等学校文艺参考书”向读者推荐。该书序言把张资平列为“当代小说界最负盛名的”七位作家之一,这七位作家是:鲁迅、郁达夫、叶绍钧、茅盾、冰心、张资平、沈从文。能与鲁迅等人齐名,足以看出张资平在当时文学界的地位。

       张资平由创作之日起十年之中,先后出版了18部长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集。


书香世家的酸甜苦辣

        张资平创作小说的天赋也许与书香家庭背景有关。他的祖屋“留馀堂”是一座大型围龙屋,建成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建筑面积4702平方米,背靠周溪苏姑寨,三堂四横结构,屋前有半月形池塘,宽大禾坪上立有七座楣杆,代表这里曾涌现出7位举人。

        张资平的祖上张彦高是举人,曾在陕西做过知府,在“留馀堂”旁建有京卿第和书屋西农望岁居,张彦高的哥哥张其翰则建有咏花书屋。张彦高的这一房人丁特别兴旺,原来积累的家产已被众多的子孙摊薄了。到了张资平祖父辈,他的祖父是一名廪生,父亲是一名秀才,张资平出生的时候,张家的家境已经落魄了。

张资平曾祖父所建的书斋——西农望岁居(高讯摄)

      

        张资平出生后七十多天母亲便去世了,虽然家境贫寒,少年张资平从小跟随父亲读诗经、历史、地理、算术等科。老祖宗留下的遗产惠及不了张资平,却遗传给他一个早慧的天赋,张彦高一生精于骈文、算学、历法和历史研究,是个学问多面手,张资平能从学地质转向小说创作和翻译,多有相似之处。于是他13岁时便读完了《再生缘》、《天雨花》、《小五义》、《红楼梦》、《花月痕》、《今古奇观》、《品花宝鉴》、《水浒传》等小说、弹词。1906年春,张资平进了美国教会在梅县办的广益中西学堂,1910年春他考进东山初级师范学堂读书,1910年9月他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

        1912年张资平投考留日官费生,东渡日本留学,从熊本第五高等理科读起。1922年5月,张资平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科,获取理学学士学位。同年,张资平回国。后经友人介绍来到广东蕉岭县的羊子山矿山。在矿山工作期间,他为创造社的杂志写了《爱之焦点》、《双曲线与渐近线》、《澄清村》、《梅岭之春》等短篇小说。张资平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出国留学十年后回到家乡,更是倍感亲切。张资平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有着浓郁的客家风情。张资平在他的我国现代文学史第一部长篇小说《冲击期的化石》中,曾用颇大的篇幅写过他的祖居,特别提到老宅的对联,虽然文字有出入,但忠孝传家,诗书及第的内容是相同的。在小说《梅岭之春》中,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张资平在作品中三次借用了山歌,把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下的微妙心境密切联系起来,增强了作品的民俗氛围与艺术感染力。保瑛(小说中女主人公)来到当年与情人惜别的梅树下,站在梅岭的古塔旁痴痴的张望,远远的又听到采樵的妇女在唱山歌:“蓬辣滩头水满归”;“共住梅江一水间,下滩容易上滩难。东风欲肯如郎意,一日来时一日还”。此刻,梅岭、古塔、梅树,婉转悲切的山歌,融为一体,勾起一幅充满梅岭风情的风俗画。


善始未能善终的人生谜团

        创造社在前期被认为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注重自我表现的文学团体。前期作家们的创作侧重主观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的文学主张、创作以及所介绍的外国作品形成了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创造社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打破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旧传统方面,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虽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欧洲“世纪末”文学种种现代流派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张资平于创造社,不仅是创始人,而且是与社相始终的一人。创造社虽以1922年5月《创造季刊》的出版为其文学活动的“纪元”,但最初的酝酿和策划,当以1918年8月下旬,张资平和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博多湾海滨的谈话为起点。1929年2月,创造社遭查禁,《创造月刊》停刊,创造社宣告终结时,郁达夫早已脱离了创造社,郭沫若则流亡日本,成仿吾也因社中事务棘手而去了欧洲。但张资平还依旧是创造社的常年理事,并与王独清、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一起在上海活动。所以,张资平对创造社,应该说是有相当贡献的。

       1924年张资平离开家乡,应聘到武昌任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8年,张资平由武昌来到上海,担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1928年他在上海开办了乐群书店出版了《乐群》月刊。这一时期是张资平小说创作的高潮期,由于稿酬丰厚,张资平用积蓄在上海市郊真茹李家庄购买了一幅约1亩的地皮,建造一所砖木结构的平房。与其毗邻而居的是他的攀桂坊同乡黄枯桐,不过作为教授的黄枯桐,建一所同样的房子,经济上要吃力得多。

       1936年张资平曾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又回到上海,居住在沪西。这时已不搞小说创作,但还写些文章,搞些翻译。1938年秋张资平经香港到广西梧州,在广西大学任教。1939年春他从广西回到上海。   

        1939—1959年是张资平人生经历最复杂的时期。1939年,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1940年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伪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问题被国民党政府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8年4月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张资平不服上诉,经国民政府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审理。黄枯桐曾与友人闲谈私下触及张资平在这一问题的看法:“资平到底与张竞生是不同的……资平的是是非非说不清楚,说了也没用……资平是走进了八卦阵,只有以后有人破解了八卦阵,他才会显真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资平没有工作,有时翻译一些东西来维持生活,也再版过去翻译的作品。1952年张资平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一所补习学校任地理教员。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波及,张资平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20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

       张资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从著名作家沦为“汉奸文人”,他的人生历程令人唏嘘。然而,从近期一些学者的研究和史料来看,笼罩在他身上的重重迷雾依然有待解开。


留馀堂一角(高讯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资平的作品没有达到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大家的高度,但是仍然有其一席之地。学者徐肖楠先生曾在《沉雾中的张资平:20世纪中国市民小说第一人》一文里写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若少了张资平,将决不仅仅是少了一个张资平。而是少了海派小说,少了后来的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张爱玲,少了王朔、池莉、邱华栋等,这其中有一条市民小说的传统链条,没有张资平,就不会有后来的其他市民小说。”这应该是对张资平的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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