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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小说人生图景解析

重读路遥 2018-06-19 12:43:12


路遥坚持以“城乡交叉地带”作为小说创作领域,并且主要表现农村知识青年的奋斗、爱情和心理冲突,这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系。他说过:“我是一个传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来,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有‘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他还说过:“我的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由乡到城的身份转换,既了解新的生活世界,又保留深刻的乡村记忆,这样的经验使得路遥的文学想象带有两极化特点,经过情感熔铸的艺术世界因而充满了张力。 




一、农村:“城市发展祭坛上的牺牲品” 


乡村和城市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自然存在。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乡村和城市的自然差别就被人为地扩大了,并且形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而不可动摇。正如安本・实在研究路遥小说中的“交叉地带”时指出的: 


“交叉地带”原本没有特殊的含义,仅是指农村的某些东西与城市的某些东西交叉。但是路遥赋予它以积极意义,之所以关注这个“地带”是因为这个“地带”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者间没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农村处在城市的绝对优势之下,因而被禁锢和封闭。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当然会存在差别。对于农村和城市之间自然形成的差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为地将其固定化,扩大化,最终导致出现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例如,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又如,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而制定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定了农村和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迥然有别,严格执行户籍管理制度,限定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是实现农村“支配结构”的重要环节。执行这一制度的最终结果是广大农民长期被禁锢在得不到发展的、贫困落后的农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农村之所以落后,是由于在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始终处在与城市有着巨大差别的状态之下。坦率地说,是因为农村长久以来一直是城市发展祭坛上的牺牲品。 


这就是路遥和他的小说人物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路遥对这些国家行为未必知情,但他和他的小说人物不能幸免地承受了国家经济政策带给农村人的严重后果。统购统销、农业集体生产方式、剪刀差和户籍制度,把广大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而又发挥不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生产积极性,这些命运由他人摆布的农村人自然就成了不合理的城乡分治制度的牺牲品。 


二、缺吃少穿与心灵创痛 


城乡分治的国策,造成了农村普遍性的贫困。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集体雇佣劳动者,为国家生产农产品。无责任主体的集体生产方式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领导人的人民战争思维,将大量劳动力捆绑在一起,低效率地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的耕种,以满足国家工业建设、形象塑造和支援世界革命的需要。农业集体以低价格向国家出卖大部分农产品以后,所剩根本不能满足生产者的基本生存需要,全国农村普遍缺吃少穿,土地贫瘠的地区尤其严重。饥饿由此成为路遥小说中惨痛的人生体验之一。路遥小说里有大量的饥饿描写,这些小说里的饥饿,不仅发生在全国大饥荒时代,也存在于“文革”后期。《在困难的日子里》和《平凡的世界》就分别描写处在身体发育阶段的农家子弟马建强和孙少平所遇到的饥饿,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 



清涧·路遥纪念馆 


《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个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正是我国历史上那个有名的困难时期”。提到这个年头,人们第一个想起的就是饥饿和饿死了很多人。历史学家至今也没有就这个历史事件给出一个说法: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为什么会发生大饥饿?饿死的多数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难道当时国家真的没有拯救饥饿的粮食?只有文学家,通过形象记忆,让我们回到那个可怖的、让人伤心惨目的历史现场。 


路遥将这个关于饥饿的故事放在县城里,让我们看到,即使在那个全国普遍大饥荒的环境里,城乡还是有别。这样,农村人被饥饿严重伤害和蹂躏的,就不只是身体,与城里人一样的血肉之躯;还有心灵,与城里人一样需要尊重的名誉和需要尊严的人格。 


小说的主人公马建强是一个才十几岁的少年,在1961年那个难熬的艰难贫困的年头,竟然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县上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这对一个农村少年来说,是多么幸运而又荣耀的事情!可是对他的农民家庭来说,却成了不幸:贫病交加的父亲、缺衣少食的家根本就拿不出粮食供他进城上学。后来还是崇拜功名的好心的乡亲救助了他,使他得以背着“百家姓粮”走进了他所热烈向往的本县的最高学府。进校后,又因为升学考试成绩好而被分到“尖子班”,更严重的困难便接着到来――除了饥饿这一主要威胁,他在精神上遇到巨大的压力:农家子弟的寒酸使得他在这个以干部子弟居多的班集体里抬不起头来。给予他双重压力的,正来自他不得不接受的城乡差别: 


“农民的儿子”与“干部子弟”处在同一个环境里,立刻显示出贫富的差别,而他们之间的差别不是来自于自身,而是来自于父母各自所处的生存世界,即城市或乡村。饥饿和贫与富的残酷对比,带给这个农民子弟的是身心的双重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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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对饥饿体验的描写,跟张贤亮的《绿化树》和阿城的《棋王》一样,达到了经典化的程度,通过艺术的刻画,使饥饿这种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体验具有了很强的艺术效果。不过,路遥对饥饿和饥饿感的形象表现,看不到张贤亮、阿城的那种轻盈的笔意,看不到对饥饿心理的审美的玩味,因此,我们难以把它看成饥饿美学,而只能是饥饿社会学。饥饿是身体对物质贫困的最直接最深刻的体验,而马建强、孙少平们承受的不只是物质贫困给予的身体的痛楚,更有做人尊严受到打击的心灵创痛。 


以饥饿为最突出的经验形式,路遥全面地写到了黄土高原上的农村人在城乡二元时代遭受的远远严重于城里人的人生困苦。不仅缺吃,而且少穿。连自己最优秀的子弟,父兄们都无力给他们一身哪怕稍微像样点的衣服。马建强和孙少平都到了懂得讲究点穿戴的年龄,但因为农村的家都穷到骨头上,他们在学校里不是穿得破烂不堪,就是衣不蔽体。路遥小说写


到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生存景况,用得最多的词就是“少吃没穿”、“缺吃少穿”。吃和穿是人之为人最起码的需要,可是就是这最起码的需要对农民来说都存在问题。在那个年代,农村岂止是缺吃缺穿,住的,用的,花的……人过日子所需要的一切,哪一样不缺?在《平凡的世界》里,双水村的人经常连盐都买不起。生产队长孙少安好不容易找到了个不要财礼的媳妇,却连结婚的窑洞都没有,还是生产队借给他一间与队上的一群牛驴为伍的饲养院破窑。他的弟弟妹妹长年都在别人家借宿。即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村里人吃饭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纯粹务农还是照样贫困,“缺吃少穿是普遍现象。有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衣服都不能遮住羞丑。一些很容易治愈的常见病长期折磨着人:严重一些的病人就睡在不铺席片的光土炕上等死……没有什么人洗脸,更不要说其它方面的卫生条件了。大部分人家除过一点维持活命的东西外,几乎都一贫如洗。有的家户穷得连盐都吃不起,就在厕所的墙根下扫些观音土调进饭里……”这就是苦难乡村的人生图景,对于孙少平这样的从城市里看到了另一种世界的知识青年来说,它是苦厄中奋斗的动力,也是永远抹不去的心灵阴影。 


三、被折断的理想 


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把农民围困在农村中,“实际上就等于剥夺了农民选择职业、随意流动的自由”。这种由户籍制度造成的限制和围困,对于农村知识青年来说是挫败人生理想的强大力量。路遥在他的杰作《人生》里,表现的就是农村知识青年理想受挫的悲剧。悲剧主人公高加林称得上是新时期文学中的典型形象,这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物可以在路遥弟弟身上找到原型,路遥是怀着兄弟一样的感情来写他的,而是在这个性格身上的矛盾,正是城乡二元社会在农村知识青年身上造成的普遍性矛盾,高加林的悲剧是他们共同的悲剧,他们的命运也是共同的命运。 




成长在城乡交叉地带的高加林,对于近在咫尺却又形同霄壤的两个世界――乡村和城市,都有切身的了解和复杂的感情。从农村到县城读书,高加林发现了与他出身的“小地方”不同的“大世界”,这个由城市所象征并切实存在的“大世界”,就成了高加林的人生理想之所系。受过现代教育,通过书本和报刊开阔了视野,懂得什么是现代文明,况且切身体验了城市生活,看到了跟当农民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的现代知识青年,不可能安心父辈的生存方式,窝在闭塞的农村。落后而贫困的乡村,与现代化的城市,劳苦而贫穷的农村人,与快活而富足的城里人,对比是如此强烈,差别是如此之大。高加林虽然出身于农村,但是经过教育和文化的塑造,高加林早就发生了精神的蜕变。精神蜕变的高加林,不仅不是他父亲那样的农民,甚至不是一般的城市市民,由于有读书写作的爱好和拥有人文和科学知识,高加林是比普通市民甚至某些国家干部合格得多的城市人。高加林不仅知道应该而且有能力到城市里去发展自己,而不是屈居于闭塞落后的乡村,从事极为原始的劳动,浪费自己的知识和才华,受制于愚昧,看不到前途,忍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对城市的向往,其实是对现代文明的向往。所以,出身于农民而拥有现代知识的高加林,“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就很正常,“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也完全合理。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角度看,成长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知识青年高加林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性格。这正是路遥对这一人物进行塑造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地方,也是作者对主人公的人生追求予以肯定的理由。但是,在小说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高加林的正当追求以失败而告终,他的人生抱负和理想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的挫折。 


高加林的失败,在于他的人生追求是一种超越了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个人奋斗行为。横亘在他奋斗路途上的是政治权力和社会体制,这注定了他的人生之路艰难而孤苦,除非出现偶然性,不然他的被挫败就是必然。被高考制度抛回农村的高加林,本来已获得了逃脱当农民的机会:他凭县中的学历当上了民办老师,取得了文化人的身份,继续努力的前景就是转为公办老师,彻底成为一个“工作人”。有天分,有学识,本人又努力,高加林不愧为一名称职的乡村学校老师。可是,大队书记高明楼,为了自己从学校毕业回村的儿子,竟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教育干事勾结,悍然下掉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把他抛进了人生的深渊。高加林遭遇的是权力对知识的轻易的剥夺。它虽然只是国家政治权力在其神经末梢上的一次轻微的颤动,但一位满怀理想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前程顷刻就被断送了。在政治权力面前,知识和它的主体,原来如此脆弱。虽然陷入了愤怒和痛苦的高加林,因为落难而意外地得到了纯洁爱情的舔舐,但是被爱情抚慰减轻的伤痛并没有完全消失,他在内心深处无法接受强加给他的农民身份,破灭了的理想仍时时碎玻璃片似的刺激着他,直到幸运再一次对他垂青。 


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无形力量给高加林的人生奋斗造成了悲剧呢?表面看起来,是高加林人生得意后,抛弃了一个字也不识、没有文化的农村恋人巧珍,与老同学黄亚萍旧情复萌,从已经确定恋爱关系的张克南与黄亚萍之间横刀夺爱,因而激怒了张克南的母亲,这个本来就鄙视农村人的,“国家干部”,以“维护党的纪律”为理由,给地纪委写信检举揭发高加林,致使高加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问题,被地纪委和县纪委迅速查清落实予以处置――立即坚决地把他退回了农村,这样,高加林的人生挫折也就似乎主要是他自己私生活不道德造成的。连高加林自己也这样认为:“这一切怨谁呢?想来想去,他现在谁也不怨了,反而恨起了自己:他的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为了虚荣而抛弃了生活的原则,落了今天这个下场!”也就是他自己的人生失误导致了这场悲剧。高加林为此悔恨自责,小说描写也明显地把高加林的人生奋斗与失败引向道德领域。 


其实,高加林的悲剧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高加林即使没有移情别恋并开罪于人,他进城后的人生之路也不见得会一帆风顺。对于突然由农村人一跃而为城里人,高加林在喜极之余不是没有隐忧。“高加林进县城以后,情绪好几天都不能平静下来,一切都好像是做梦一样。他高兴得如狂似醉,但又有点惴惴不安。”说明在潜意识里他已认同了对自己的农村出身不可随意僭越。在终于被“组织”从身上扒走突然得来的一切,变得“像个一无所有的叫花子一般”,“孤零零的,前不着村,后不靠店”之后,高加林“甚至觉得眼前这个结局很自然;反正今天不发生,明天就可能发生。他有预感,但思想上又一直有意回避考虑。前一个时期,他也明知道他眼前升起的是一道虹,但他宁愿让自己把它看做是桥!”也说明胸怀远大但出身卑贱的农村青年高加林,不是没有意识到理想的实现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存在多么难以逾越的鸿沟。“他希望的那种‘桥’本来就不存在:虹是出现了,而且色彩斑斓,但也很快消失了。”这就是他不能不接受的现实。高加林纵有超群的才能,但他的命运被一种冥冥中的无形而强大的力量所控制,在他渴望成功的心灵里,似乎埋伏着一种原罪感,只要他的人生稍稍得意,惩罚就会随即而至。 




对这种笼罩在他头上的无形力量,连他的父辈都早有感应。在赤手空拳离开县委大院的前夜,高加林让同村开拖拉机的三星事先将他的铺盖卷捎了回去,对于儿子的被逐,他的父母竟没有感到意外和伤痛,“玉德老两口倒平静地接受了三星捎回来的铺盖卷,也平静地接受了儿子的这个命运。他们一辈子不相信别的,只相信命运;他们认为人在命运面前是没什么可说的。”被农业社会的历史固置在土地上的老一代农民,不敢奢望他们的后代有更好的命运,自然也不具备怀疑现实合理性的思想能力。然而在城乡交叉这样的生存环境里获得了另一种人生参照的农村新人高加林,同样不能理性地知解左右他们人生奋斗成败的社会历史真相,足见当代中国形成的社会体制的惯性力量和它对于底层人的精神奴役作用有多么强大。打击高加林的无形力量,就是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提及的城乡分治社会体制。这一体制造成的城乡差别以及随之形成的等级观念,不知使多少出身农村的“英俊”,蒙受人生的屈辱(如高加林到城里掏粪受到张克南母亲的无理责难),失去人生进取的机会,甚至不得不承受遭到人生重创后的痛苦。路遥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通过高加林这一形象写出了在城乡二元社会里的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悲剧,这种悲剧近似于英雄悲剧,因为它的主人公所要抗争的是一种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所以他引发的就是带有崇高意味的悲剧美感。高加林乐极生悲,从省城学习还没回来就被县委常委会撤掉了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变得一无所有,不得不离开这个给过他光荣和梦想更给了他打击和耻辱的城市,向着他的来路逆行,“他走在庄稼地中间的简易公路上,心里涌起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难受”,回想已经走过的短暂而曲折的生活道路,后悔失去了巧珍“火一样热烈和水一样温柔的爱”,“他忍不住一下子站在路上,痛不欲生地张开嘴,想大声嘶叫,又叫不出声来!他两只手疯狂地揪扯着自己的胸脯,外衣上的钮扣‘崩崩’地一颖颗飞掉了。”这是压抑后的爆发,多么惨痛,又多么苦涩。小说结尾他扑倒在慷慨而宽容地再一次收留了他的故乡土地上,发出的那一声沉痛的呻吟,其间包含着对错误地抛弃了巧珍的无比痛悔,但又何尝没有包含对无辜被城市抛弃的无限委屈。


重读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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