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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当前新诗的命运问题

福建作家 2018-06-19 14:58:16

  中国新诗呈现着相当矛盾图景。一方面可以说空前的繁荣,正式的和民间的新诗刊物纷至沓来、新诗集公开出版的和自费印行的,再加上网络诗歌,可谓铺天盖地。五花八门的大奖(大量是民间的),令人眼花缭乱,风起云涌的诗歌笔会、朗诵会,从县级的到省市级的层出不穷。在大学里,硕士、博士论文的选题,新诗是长盛不衰的热门。没有一个时代,诗的产量(或者说新诗的GDP)加上新诗的理论研究,达到这样天花乱坠的程度,相对于诗歌在西方世界、西方大学里备受冷落的状况,中国新诗人的数量完全可以说世界第一。夸张地说,每一树叶的正面和反而,都被诗人写过了。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新诗和读者的距离,这几年虽然有所缩短,但是仍然相当遥远,旧的爱好者相继老去,新一代的爱好者又为图像为主的新媒体所吸引。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新诗的作者群体几乎与读者群体相等。新诗的经典,并没有因为数量的疯涨,在质量上有显著的提高。北岛在第一届中坤国际诗歌奖的获奖感言中认为,“四十年后的今天[1],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2]


  每一个诗人,都追求为物作第一次命名,但是,语言乃历史文化之反复运用之载体,第一次命名若脱离潜在的历史文化积淀,则为读者一次性遗忘成必然结局,对读者的藐视和刁难必然导致命名的覆灭的悲剧。最成功的第一次命名,则与(世界性的,民族传统的)历史文化为基因关联,终将成为全民话语。如五四时期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将非洲不死鸟神话、中国凤凰的传说、印度佛家涅槃(寂灭)之说,与欧洲泛神论哲学结合起来,本系绝对个人化的命名,如今却变为全民语言。明于此,就不可能产生后来所谓“为极少数人写作”,“尺度在西方汉家手里”等荒谬绝伦的主张。


  新诗诞生至今已近百年,直到今日还有相当大的群体拒绝新诗,而把精神投入古典诗词。据有关统计,专门刊登古典诗歌杂志的发行量和新诗的王牌《诗刊》相去并不遥远。新诗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如五四先驱想象的那样战胜了古典诗歌。相反,某些人士却发出了新诗危机的呼声。一个评论家说得比较折衷:“现代诗不会消亡,但也活不好。”


  产生这种怪异现象不完全是自发的,而是有理论原因的。


  1989年5月出现了一种极端的理论。诗不应该与社会发生关系。根据一种西方的语言文化学说(后来为非非派所接受),自我的—切,从话语到感觉都是被集体的文化、话语的无意识所歪曲了的。因而,诗人应该和没有被话语歪曲过的原生的自我生命直接对话。其实,这完全是空想。在脑科学取得重大突破之前,一切与原生生命的对话都不过是聋子与哑巴的对话,对话者不过让他残缺不全的感觉在表现他们自己的悲壮的雄心而已。正是因为这样,“后新潮”诗终究不过是在试探,他们是在前辈诗人遗忘了的、遗弃了的、想象所不及的世界探索,而试探不管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都要付出代价的。一次成功必有百次的失败为先导。也许,他们的失败还没有达到百次,因而我们至今仍然没有看到他们真正能够称得上是艺术上的成功。


  从文艺思潮史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创作的新潮流,都是为克服前一种创作主流的危机应运而生的。前一种创作主流形态之所以产生危机,是因为它在艺术上的历史片面性,新的潮流,去冲击这种片面性(权威的、顽固的、僵化的)的时候,常常以一种绝对全面的(自觉是完美的)姿态出现,这就不可避免地带着另一种艺术的片面性。艺术的历史就是在这样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次艺术上巨大的跃进,不但要在初期付出艺术上降低水平的代价,而且在后期要面临新的危机。所有在艺术上革新的流派都有一个走向反面的问题,也就是从生气勃勃到奄奄一息,从鲜花遍地到通向坟场,这是任何流派很难避免的命运。


  由于诗歌本身所要求的高度想象性、假定性,诗歌比小说和散文,对于假是最缺乏天然的免疫力的。对于诗歌的生命来说,最具杀伤力的就是虚伪。不可不论的现象是,到处都是“塑料诗歌”。


  用外国文化哲学理论廉价包装起来的假冒伪劣诗歌占领了很大一部分诗坛。许多批评家在此时表现了胆怯的沉默。


  好像不是做一个与一场大时代的变革有关联的人,有正常感觉的、神经坚强的人更有光彩,而是与这场变革完全脱离,做一个神秘的、抽象的人,或者神经怪异的、装腔作势的精神贵族更可以骄人。在有些极端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好像不是活着更好,倒是死更有价值。如果这些诗人,在生活中真的是这样的,还不能不佩服他们,然而,恰恰是这些人,在生活中(除了个别人),他并不想自杀,可是,在诗中,在诗歌评论中,自杀却成了某种至高无上的人生境界。海子作为一个非常有成就、写出了经典之作的诗人,自杀了,诗歌评论家们不但没有感到痛心,反而表现出某种神圣性的向往的样子。顾城成了杀人犯,不但很少人谴责,反而说请让诗人的灵魂安静一下吧。


  许多诗人,在诗里是一副对于群体不耐烦的面孔,连对于一生下来就接受的民族语言,他都感到委屈;好像不应该是语言先于他个人存在,而是他个人先于语言存在才合理似的。有些诗人在诗里,有些评论家在文章中,经常流露出一种如韩少功先生所说的,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才最自由。其实是,在现实生活里他却需要许多人为他服务。他要活得比什么人都更滋润。许多诗人在诗歌中做出一副恨不得毁灭掉一切现代物质文明,而在生活里却为了享用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无所不用其极。


  这样的虚假为什么能够堂而皇之地存在,主要是披着西方文论的权威的外衣。过去尼采说:上帝死了。现在福柯先生又宣布说:“人(包括‘我’)死了”。我就深感不解,人,当然包括你,既然你(人的理性思考力)已经死了,你又用什么人的(理性思考力)来宣布自己死了呢?所有后现代的理论在说到别人的时侯都是振振有词的,一旦涉及自己的时候就不能不陷入悖论了。其实一切的后现代理论在“自我关涉”这个范畴上都是不能不走向自我否定的。有一个青年理论家学着福柯的舌说:一切的话语、语言都是一堵墙。他的意思是,一切的话语、语言都只起障蔽作用,而不起表达和交流作用。这颇有点吓人,但是这个大前提,适合不适合你自己呢?如果不适合,那么你就不能说“一切”的话语、语言都是一堵墙;如果适合,那么,你这个全称判断本身就包括你自已说的那句话在内,你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堵墙,并不能传达你的真实意思,很有可能违背了你的原意。你的这句话本身说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并不是一切的语言都是一堵墙。[3]


  本来,作为一个人,写诗要贴近自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要贴近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深邃的底蕴,越贴近才越有出息。那些外国大诗人,正因为异常地贴近了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才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也许并不是特别高深的道理。但是现在流行的却是,写诗首先要远离自已,远离中国人的感觉和心灵底蕴。他们也不是什么都不贴近,他们要贴近的是外国人的感觉,而且不是一般的感觉,而是哲学的感觉。有些人连贴近中国哲学都贴不到,却要贴近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玄思,不过是挟洋自重。


  正是洞察了这一点,我的朋友陈仲义正面批评了绝对个人化的写作可能导致“自在的封闭”,也就是自恋症。他指出:个人化可能变成“私密化”“私我化”,“从个人化到私我化相距仅有一步之遥。稍不检点,一个闪身,就落入‘单人牢房’”。[4]


  关在这样的单身牢房里的自我其实从精神到艺术是很贫乏的。而同样是受到西方文学熏陶的旅美诗人郑愁予在《错误》中以中国古典传统的意象(莲花、柳絮、春帷)和西方修辞(美丽的错误)结合取胜,因而成了不朽的经典。曾经写过极端超现实主义作品的洛夫后来也致力于和中国古典诗意的融合,写出了《边界望乡》。诗中写他以望远镜遥望大陆:“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可以说是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其中融进了王安石的“两山排闼送青来”。接下去又写到有一朵凋残的杜鹃(特别点明在“禁止越界”的牌子下)“咯血”。这出自古典诗歌中“杜鹃啼血”的典故,但这里翻新为“咯血”。“啼血”是古典的诗意,《西厢记》中,张生“绿杨声里听杜宇(即杜鹃),一声声道:不如归去”。而“咯血”则为现代医学的术语。这就把感情的痛变成了生理的病,病因全在潜意识里的,潜藏在杜鹃一声声的“不如归去”中。特点是从古典转向现代,在错综的语义中转化;在章法上,潜藏语义在暗示中呼应暗示,形成若隐若现的暗示链接。“咯血”和前面的“病了,病了”呼应,而接着下来的鹧鸪的啼声,在古汉语诗歌的典故中有“行不得也,哥哥”的意蕴,与“不如归去”呼应。这样的诗歌才是世界性的经典。一些把自我封闭在西方语言学的单身牢房里的诗人,在钻研一番这样的经典之后,不产生醍醐灌顶的感觉,就可能是榆木脑袋了。


  孙绍振: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1]“四十年以后”指从1978年朦胧诗诞生以后的四十年。

  [2]北岛《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东方早报》2009年11月13日。

  [3]纯粹思想方法、逻辑方法上的吹求,并不妨碍我对福柯先生借助尼采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彻底颠覆的愿望和魄力的尊敬,这一点我希望不要引起读者的误解。我所批评的是,我们的同行中,有一些人运用福柯先生的理论,却违背福柯先生对一切既定权威(从逻辑上来说,应该包括福柯先生自己的目前已经取得了世界性的权威的理论在内)进行挑战和颠覆的基本精神。

  [4]《东南学术》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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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林秀美  编辑:张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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